冷少农烈士与“钱情报”的关系

第一、二次“围剿”的重大军事情报曾经到达钱壮飞同志的手上，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如果说钱壮飞同志不是通过破译徐恩曾电文的渠道截获这批情报，这批情报又从何而来？

“钱情报”—— 第一、二次“围剿”的重大军事情报，来源于另一个“红色特工”，也就是另一位打入敌人心脏的中国共产党的忠贞党员、周恩来同志亲自介绍入党的冷少农烈士。下面是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对冷少农烈士的简介：

冷少农，男，原名冷肇隆，贵州省瓮安人，1900年1月25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6岁即入私塾，14岁考进瓮安县立高等学堂。1917年秋天，考入贵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就读第三期法律本科，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贵阳，各校学生代表集会，成立贵州省学生联合会，组织3000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冷少农积极参加，成为一名先锋分子。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立志以身许国，振兴民族，遂将自己的名字“肇隆”改为少农，决心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贡献一生。

1923年，冷少农从法政学校毕业，先在贵阳《民意日报》任编辑，后在省筹饷局工作，又到紫云县、开阳县任印花税督催员，在此期间，他深刻体验到军阀的残暴统治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深为学了法律不能保护劳动人民而内疚，1925年夏，他愤然弃职回家，寻机参加革命。1925年秋，冷少农与志同道合的两个同乡相邀，一齐赴广州投身革命，被安排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技术书记（秘书）。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冷少农随军转战至武汉。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在上海、武汉发动政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共产党转入地下斗争。1928年，根据共产党的指示，冷少农隐蔽共产党员身份前往南京，几经周折，他利用与何应钦的同乡关系，先后打入其把持的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军政部任秘书等职，并以此身份作掩护，为共产党做大量的情报工作。他将国民党第一、二、三次围剿红军的重要军事情报按约定的秘密通讯方法及时转报党组织，为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5月，冷少农奉党的指示秘密参与组织恢复“反帝大同盟”和南京地区“革命互济会”工作，按党的指示在中央大学青年学生中发展党员。

1932年前后，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冷少农的工作更加紧张，风险更大，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利用一黔籍同乡在浙江警备司令部任职的关系多方说情，设法营救在浙江被捕的共产党员。冷少农身居虎穴，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而家中老母不了解情况，写信责备他“不忠不孝，忘恩负义”，对于家中误解，他心里很痛苦，但又不好明说，他写信向母亲解释，表示要把孝移去孝顺大多数受苦的人类，忠实地去为他们努力。1932年3月，敌人从叛徒口中得知冷少农是中共安插在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的重要人物，如获至宝，宪兵司令谷正伦亲自下令逮捕了冷少农，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得知冷少农被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曾多方设法营救，但终因案情重大而均未成功，冷少农在狱中非常沉稳，始终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不为高官厚禄所诱，不为严刑酷打所屈服，1932年5月，冷少农被敌人秘密杀害在南京雨花台。

1950年，贵州省人民政府追认冷少农为革命烈士，1985年11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冷少农的故居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资料来源：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南京党史）

以上简介中的“1928年，根据共产党的指示，冷少农隐蔽共产党员身份前往南京，几经周折，他利用与何应钦的同乡关系，先后打入其把持的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军政部任秘书等职，并以此身份作掩护，为共产党做大量的情报工作。他将国民党第一、二、三次围剿红军的重要军事情报按约定的秘密通讯方法及时转报党组织，为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记载，应当是“钱情报”来源于冷少农同志的历史证据。

这不能怪这些文献资料缺乏详细的内容。因为这些文献资料公开的时间较早，当时的一些详细的内容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机密。这些重大机密除了亲自经办的周恩来同志外，是否另有人知晓？是否有所记载？如有记载，现在这些记载是否已经解密？这也是研究者应当注视的问题。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仅仅知道是第一、二次“围剿”重大军事情报来源于钱壮飞烈士，并对“钱情报”的来源进行了一些推衍，例如“钱情报”来源于对“徐密码”的“破译”，就是这样的推衍。

人们之所以有这种推衍，是因为使用考察共产党系统的方式来考察国民党系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传统，准确一点讲是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党指挥枪”。在共产党系统中，存在着党的军事委员会。共产党的所有的重大军事计划和军事行动，都要在党内先讨论并作出决策，然后再由军事部门去执行。

国民党系统不是这样的。首先，国民党不是“党指挥枪”，而是“枪指挥党”。在蒋介石执政期间，一切都是蒋介石说了算。蒋介石担任的“委员长”，的确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但这个“委员长”是凌驾于国民党之上的。蒋介石的重大军事计划和军事行动，从来不会如同共产党一样，先交党内讨论决策。在蒋介石统治的早期，如第一、二、三次“围剿”的时期，国民党的党务系统很不健全。蒋介石作出的军事方面的决策，从来不可能向国民党的党务系统咨询问计，更不可能向国民党的党务系统“请示报告”。陈立夫主持的党务系统，没有资格，也没有可能去过问蒋介石的军事决策、军事计划、军事行动。

因此，那种认为蒋介石的重大军事情报要通过党务系统来传送的推衍，那种“钱情报”来源于对“徐密码”的“破译”的推衍，离历史的本来面貌甚远，缺乏历史上的根据。

历史的本来面貌是第一、二次“围剿”的重大军事情报，也就是“钱情报”，并非由钱壮飞烈士破译“徐密码”所截获，而是由冷少农烈士传递给钱壮飞烈士，再由钱壮飞烈士传递给李克农同志，又由李克农同志传递给陈赓同志，最后由陈赓同志传递给周恩来同志。

因为位于南京中央饭店一侧中山东路五号的“正元实业社”，表面上是“党务调查科”的秘密机关，实际上是党的秘密交通站。钱壮飞烈士，既是国民党的“党务调查科”的秘密机关的实际操盘人，也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站的真实负责人。兼之冷少农烈士与钱壮飞烈士都住在南京，都在国民党机构中工作，冷少农烈士将这批重大军事情报传递给钱壮飞烈士，既相对安全，又非常方便。

李克农同志则在上海东方旅社长包一个房间，名义上是替“党务调查科”以搜集“新闻”作掩护，实为钱壮飞从南京传递情报到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络点。钱壮飞烈士传递来的情报，由李克农同志传递给陈赓同志，再由陈赓呈报中央。

一九三零年十月，蒋介石在江西召开军事会议，在会议上决定了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的重大军事情报，就是由冷少农烈士传递给钱壮飞烈士，钱壮飞烈士又将这一绝密文件装在“党务调查科”的大信封里，通过自己的女婿刘杞夫同志，安全及时地送达上海东方旅社的李克农同志处。

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里，冷少农烈士、钱壮飞烈士、陈赓同志、李克农同志、刘杞夫同志等，都是冒着生命危险传递这些重大军事情报的。如果没有他们传递这些重大军事情报，这些重大军事情报不可能及时平安地到达周恩来同志手中，也不可能及时平安地到达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手中，对红军将士粉碎蒋介石的“围剿”，作出伟大的历史性贡献。

尽管第一、二次“围剿”的重大军事情报不可能来源于钱壮飞烈士对“徐密码”的“破译”，而是来源于冷少农同志的提供，但是，由于这批重大军事情报是经钱壮飞烈士送出来的，由于冷少农烈士、钱壮飞烈士牺牲过早，由于长期以来，周恩来同志为了统一祖国的大局，对其中的秘密守口如瓶，所以，许多研究者并不知道这批重大军事情报另有来源，误以为这批军事情报来源于钱壮飞烈士对“徐密码”的破译。

钱壮飞烈士破译“徐密码”最伟大的历史功勋，在于因此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重大党政情报，成功地保护了党中央。

钱壮飞烈士虽然不可能通过破译“徐密码”而截获第一、二次“围剿”的重大军事情报，但是由于他成功地传递了这批置敌人于死地的重大军事情报，他对粉碎第一、二次“围剿”，同样作出了伟大的历史性贡献。

我们在肯定钱壮飞同志传递这些重大军事情报的丰功伟绩的时候，不应泯灭这些重大军事情报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传递者——冷少农烈士的伟大历史性贡献。

熊宗仁：贵州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常任理事，贵州大学专门史硕士导师。

来源于：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七一社区/党史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