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鼎亨的后人

冷冻冰

          整理招远明清历史人物时，发现一些有关资料记载的部分招远籍成年于晚清，其主要逸事在民国时期人物（其中有个别卒于1949年后者）。他们当中不乏敢立潮头的风云人物，算得是时代造就的人杰与鬼雄，大多未载入招远本市史料，现辑录如下，功过任人评说。

   冷利南，字鹏图，号周召，自称“觉观道人”，冷鼎亨次子，冷家庄子村人。拔贡，初署理江苏丰县知县，宣统元年（1909）前后任四川机器局（创办于1877年）会办，后传任四川下川南道（1908年由川南永宁道改称，俗称“川南道”，驻泸州）道台，民国时本县人称他为“冷道台”。

丰县在江苏最西北部，离黄河不远。据冷氏族人讲：冷利南任丰县知县时，曾倡导在黄河故道处种植桃树，并亲自为农民到外地引进优良品种，后来农民得到实惠，建了“冷公祠”，以怀念他。又有史料载：冷利南任四川机器局会办期间，赵尔巽任四川总督，宣统元年将四川机器局改称四川兵工厂，当时兵工厂新厂即将建成，官府重视新厂而轻旧厂，“赵尔巽令旧厂停工”。冷利南对此不服，多次上书抗争，主张“不宜停办旧厂”，“后终于去职”，调任下川南道（兵备道）道台。但“旧厂改为炮厂，筹制火炮及机关枪”。

民国14年（1925）前后，冷利南寓居北京期间，有捐资助学之举，被推举为京师私立山东中学募款董事，协助该校首席董事吕海环（掖县人）筹款办校，支持其侄子冷家骥校长工作（参见“冷家骥”）。后来他回到家乡，在村中冷利南自题堂号“葵荣堂”，堂上挂着“葵花向日，荣木当春”的楹联，此楹联在日本侵华后被他撤下，并不准家人再挂。他家是民国时招远有名的大户人家，有粮田约1200余亩，由于他清末时任过道台，所以民国时在招远犹有名望，经常参入一些地方事务的调停，至今有关冷道台的轶事，招远民间犹有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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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难尽·招远冷家骥  曾任清知县、民国北平商会会长、日伪“北平市地方维持委员会”委员，又是西来顺创始人，还协助过傅作义起义事宜，1949年后又为人民服务……。 冷家骥（1889～1958），字展麒（其），招远冷家庄子村人，清进士冷鼎亨之孙。冷家骥清末毕业于南洋法政学堂，宣统2年（1910）任四川管理稻城委员花翎候选同知，3年任稻城县知县，1922年在清史馆供事，1925年任京师私立山东中学校长，1926年任北平市商会副会长，1928年升任会长兼任北平市参议会副议长，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1937年任“北平市地方维持委员会”委员，1941年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1945年以前任中国农工银行北平分行经理，并任过北平市电车公司董事长，民国期间还与他人合伙经营过煤矿。 光绪33年（1907），清政府始在四川西部长江上游，金沙江和雅砻江之间的山区筹置稻城县，初设管理稻坝委员。宣统2年，颇具才华年仅21岁的冷家骥，被四川总督赵尔巽（冷鼎亨的学生）荐为管理稻城委员花翎候选同知，管理筹置稻城县事。是年（1910）八月二十五日，始选用县衙公差四人。九月初八日委任了稻城县五路保正村长，又理清所辖村落户数。同时，冷家骥不忘建学校抓教育，并呈禀上司建官话（普通话）学堂。上任之初，他于六月二十八日就上书宪台要求补助贫困学子读书，并将贫困学生花名册呈报，十二月二十六日又呈文设立教育研究所。他还注重立足山区木材、山竹资源，因地制宜兴办实业。据《清末川边改革新探》载：宣统2年，“稻城委员冷家骥以关外设治伊始，衙署、局所、行营、学堂都需要纸墨，便在稻城试办造纸厂和制墨厂”。在民风民俗方面，他积极倡导并全力推动移风易俗，革除一夫多妇、一妇多夫的婚嫁陋习，倡扬树立新风尚。《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稻城委员详请发给婚书以开风气》档案中记载：“稻城委员冷家骥，请川省发给婚书以开风气。”民国《稻城县志》载有冷家骥办理以上事务时向上宪呈禀的文书多件，其言切切。宣统3年，皇命稻城正式置县。《冷氏族谱》载：冷家骥曾任稻城县知县，如此，则冷家骥既是稻城县第一任又是最后一任知县。 辛亥革命后，冷家骥在赵尔巽任馆长的清史馆工作过多年。据《京师私立山东中学要览》记载：1925年4月，位于北京正阳门内化石桥东的京师私立山东中学校（下称“山东中学”），旧教师邱仁辅因对校长李澄不满，勾结流氓赵志澄等滋闹校事，并将校款撄去，使教学工作受挫，至八月，致学校招收新生工作也不能正常进行，李澄不得已于8月30日辞职而去。“9月1日，山东中学维持会与校务促进会，会同推举冷展其（时住宣内浸水河13号）和郝圣甫二人共同维持校务”，18日，冷家骥被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旅京山东同乡联合会会长兼山东中学首席董事吕海寰（掖县举人）正式聘为该校校长。山东中学，初为清末山东人宋庆和左宝贵于光绪18年（1892）前后倡设的试馆，占地十几亩，校舍112间。光绪26年前后，山东在京进士出身的仕宦兵部尚书徐会澧（诸城人）、吏部右侍郎张英麟（历城人）、翰林院学士王垿（莱阳人）等六人，议创设学校于此处，光绪31年6月4日定名为“齐鲁学堂”。武昌起义前后王垿任校长，是年秋周树标任第三任校长，于1912年将学堂更名为“京师私立山东中学校”，该校起初主要招收在京的山东人子弟就学。冷家骥为第12任校长，时有教职员工22人，其中总务主任是招远杜西村的杜德三。他任校长后，首先协调有关方面“续考新生及插班生”，接着会同警察很快平息了邱、赵等滋闹之事，随即制定了新校规，使“师有所守，生有所遵”，稳定了学校教学秩序。同时冷家骥还千方百计筹措办学资金，争取新任山东督办张宗昌个人于九月份为该校捐款2000银元，并于“11月16日呈山东财政厅请拨发本年度七月份至十一月份协款”二千银元（每年应拨银5000元），仅三个月就使学校恢复了正常教学业务。当时山东中学还开设了英语课，共有学生57人，其中山东籍者36人，还有一名招远籍学生，名叫贾邦元，全校共四个年级四个班。11月7日，北京市学务局指令：山东中学“校长冷家骥资格适合，准予备案”。其时，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和冷家骥二伯父冷利南等四位鲁籍乡绅，为该校募款董事。 1928年，冷家骥出任北平市商会会长，其间他兼任北平市参议会副议长。1930年冷家骥和大绸缎庄“恒丽”的经理潘佩华出资，在旧城西长安街路南繁华的西单路口，开办“西来顺”清真饭庄，为“西来顺”创始人之一。当时的西来顺，店堂较东来顺宽绰，聘请京畿名厨、原清宫御膳房御厨褚祥为首席掌灶厨师，不仅能置办酒席，还兼卖烤鸭，因烹调羊肉菜肴是褚祥看家手艺，所以西来顺在京城也确实曾与东来顺名声并驾齐驱，生意兴隆。当时一首旧京竹枝词中有“东来顺与西来顺，羊肉专家谁与竟？”之句，可见那时西来顺之盛。后因冷家骥在汪精卫之日伪政权任职，遂被人们称为“北平大富豪”、“亲日实业家”。1932年，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堵截进入北平地区，冷家骥奉蒋介石、何应钦之命，以北平商会会长名义前去调停，并劝吉鸿昌、方振武暂离军队出洋考查。吉鸿昌、方振武为了保存抗日火种，随冷家骥一起来到顺义牛栏山与商震谈判。后来，冷家骥于1935年12月11日，作为商会的代表，出任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为1935年12月国民党政府设立，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1937年，张自忠整顿冀察政务委员会时，冷家骥仍以商会领袖身份参入其中。又有资料载：民国时“北平大富豪冷家骥，此人对29军（驻卢沟桥）倒是常有捐赠以支持军饷”。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部队29军撤出北平之后，“在日方最初酝酿筹划‘北平市地方维持委员会’时，冷家骥也被拟订为代表商界的重要成员”，30日下午2时，亲日的“北平市地方维持委员会”成立，冷家骥以商界代表的身份出任委员，这期间冷家骥“同时兼任张自忠政府和日伪‘地方维持会’之职”。1941年2月13日，冷家骥又以商界代表身份，充任了汪精卫之日本傀儡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该委员会也随之覆灭，冷家骥被国民政府投入监狱审查过。1946年其长子冷兆一，因与中共华北城市工作部刘仁（后任北京副市长）有秘密联系，被国民政府逮捕，次年冷家骥通过关系将其营救出狱，支持他参加解放军，后来冷兆一在华北军政大学作教学工作，职至副师级。抗日战争后期至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前，冷家骥有六个子女陆续走上工作岗位，全部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在人民政府机构工作，无一人去国外或港澳台。 据有关资料记载：光绪30年（1904）清政府设立京师总商会，1928年改名为北平特别市总商会，1930改为北平市商会，1949年后改名北平市工商联合会。资料中介绍的历任会长（主席）为冷家骥等人，冷家骥排在首位，“冷家骥作为商会主席之任由1928年到1935年共8年，并同时兼任市参议会副议长，带领北平市商会在‘大军米粮之供求、商民协会之平息、崇关重税之裁撤、产销新税之停征、违反印花条例之审理、煤肋附捐之中止’等事件中为维持商业秩序、维护商利，一方面加强商人内部协调和管理，一方面与政府展开积极协商”，促进了北平商业发展。同时商会还通过各种形式，应政府筹赈组织和民间慈善团体要求，在商界筹款赈灾赈饥。在冷家骥任期内的“1935年黄河流域遭受大范围严重水灾，在北平市政府筹办的捐款赈济活动中，北平市商会认募一万元并成立北平市商会水灾捐款委员会，规定每家会员最低捐款一元。此次水灾筹赈是北平市商会在这一时期进行的较大规模的社会慈善救济活动，虽然对会员的捐款额规定很低，但仍然有不少商家以‘市面萧条，营业不振’表示‘无力筹办’”。“北平市商会对于社会救济等事业的参与基本上是出于传统商人的公济慈善之心，而商会所真正关注的是自身团体组织力量的壮大，正如商会主席冷家骥反复强调‘夫一矢易折，十矢难摧’，希望北平市各商家‘遇事能群策群力以赴之’，若如此‘则利无不举害无不除，社会繁荣至可期待’。”他“最终期望，莫过于商会作为商人法团，能够通过自身成员数目的壮大和组织的完善，求得‘商会势力优厚’，扩大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保障商人团体利益，最终而达致社会繁荣”，由此可见冷家骥主持北平商会工作时的心态和理念。卢沟桥事变后，“冷家骥等10余人提出由商会负责安抚各商号铺店‘持冷静态度，安心营业’，‘维持市面金融之平稳，严禁奸商乘机渔利，扰害治安’，同时立即向当局表明，“愿在当局领导下‘克尽商民义务，报效国家’”。当时冷家骥虽已不任会长，但犹以其在北平的影响力，致力于协调商界有关事宜，如稳定物价等。特别是“针对张自忠政府未完全解决的粮食问题，由前任北平市商会主席、时任北平地方维持会常委冷家骥出面”协调，“使北平市商会中米庄、杂粮堆栈、粮麦公会等粮商同天津日商三菱及三井等洋行合作购运大米”进北平，使粮食涨价风缓解了一时。当时“冀察政府与日伪地方维持会，都极为重视通过北平市商会的组织作用调动商家与政府配合，以维持地方社会经济稳定。尽管北平市商会领导人在北平地方政权交错更迭之际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主观意图不免有猎官之嫌，但是作为商界整体，商会及其各公会成员在维持地方经济秩序、民食民生等社会经济事务上的客观作用却日益突现。” 又，冷家骥居北平时，住在旧城小老莱街，他认为此街名不雅，主张更名，因他姓“冷”又忌讳“小”字，更名时他颇费心思。招远冷氏五世祖讳“朝阳”，为一邑耆宿，冷家骥自幼仰慕，于是他将小老莱街更名为“朝阳胡同”（1965年改为“向阳胡同”），以求光大温暖和祖宗庇佑。冷家骥出身书香门第，有文才，犹长经史，书法亦佳，且娴言辞善交际。在清史馆供职和任北平市商会会长时，撰辑不少经史类书籍，如《清国史馆传稿》之“靳辅列传”、“蒋炳（江苏武进县人）列传”和“傅振邦（昌邑人）列传”等人物传记，及《中国农工银行平均业务报告》（1933年出版）、《中国盐业述要》、《中国煤业述要》（1939年出版）、《北平市商会会员录(1934年)赘序》等经济类书籍。1926年3月，冷家骥为北平“饭庄商会碑”篆写碑额。1933年清蓬莱进士赵汝涌，为北平芝麻油业公会撰写“芝麻油业公会碑”碑文，勒碑时就由冷家骥正书。1936年1月，他又为吴佩孚题写书名的《北平旅行指南》一书题辞；此年段祺瑞死后，冷家骥又于11月27日，出任段祺瑞治丧筹备处常务干事，操办段氏后事。1938年京剧名伶杨小楼在北平去世，冷家骥送匾挽曰“天上人间”，是悬挂灵堂前厅地位显赫人士的七帧匾之一（时，送匾的50多位名人中有前清王爷等，都不在此数内），与当时的曹锟、江朝宗、吴佩孚等同档次。1939年吴佩孚死后，冷家骥为“北平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治丧处”主要成员，为吴氏丧事奔忙。1941年重阳节，北平弘慈广济寺主持名僧现明和尚谢世，他为之送挽联曰：“四大皆空归真登极乐界，三缘已断积功为众生修”。另外，冷家骥还曾以商会会长名义参与许多事件调处，如1928年的“东陵盗宝案”等，其间与傅作义多有交往。而如今，北京拍卖行拍卖品目录“民国时期名人名家祝寿册”中，也赫然有冷家骥生前手迹拍卖，且价格不菲。由此可见，当年冷家骥在北平社交广泛，名噪京华，为一时之名流，至今亦犹有名气。据冷氏族人介绍：平津战役中，冷家骥曾协助傅作义起义，后被政府誉为“开明绅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直与公安部有着工作联系。招远“县志参考资料”介绍曰：冷家骥“北京解放后，又为人民服务”。1958年8月，冷家骥病逝于北京（本文还参考了《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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